第33章（1 / 1）

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当社会矛盾充分展开以后，人们也许将会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一个正确思想不仅是智慧的带有预见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对策。突破戒条，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责难之中吗？

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盲肠，可以不留痕迹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疯狂实践是人类的一份遗产。中共是相信自我净化的，不进行净化这个党很快就会覆亡。但是，当它开始净化程序时，它会发现毛泽东某些思索的深刻意义。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

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

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

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

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

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无法计算原因的结果的一再累积，就是社会的裂解。如果能够认为所有新产生的社会恶劣现象都起因于社会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这个结论是恐怖的，但在逻辑上确实严密的。社会分裂就是阶级的冲突。

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

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

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

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鼩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

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