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五章（1 / 1）
每年的夏天，总会有一个令人无限期望可是到头来终究会彻底失望的假期。原本是理应享有的权利，现在却变成了只能怀着复杂的心情远远看一眼的奢侈品。校长在学年下学期最后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伸出大手为坐在下面的人计算了一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五十四个周日——不必计算周末，因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周末——中，已经过去了的这个学年，有四十四个周日蓝天中学的老师们都是在勤奋充实的工作中度过了。这个计算结果在一直比较沉默枯燥的会场上引起了短短的一阵窃窃私语，因此校长对说出这个数字实现的效果感到满意，说话的声调更高了，手势也就更加的强劲有力。不过，校长做出这种计算的意图并非是为了体谅大家的辛苦而要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放过大家，让大家能够好好休息一下——所以他的总结语是“最后，预祝大家假期工作愉快。”
我们都明白今天会议的结束只不过是明天工作的开始。然而，校长提醒我们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因为工作就意味着收入。毕竟，我们还能够有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这工作在许多人的眼里是非常轻松的。然而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收入很不满意。当校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家在假期里会有收入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变成了嘘声一片。当工作仅仅是为了挣钱的时候，这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转过头去找坐在会场最后面一排的袁杏。只看见隔着几排椅背上套着印有姓名的无纺布椅套的座位，袁杏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远远地朝我投来一朵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们恨不能马上坐在一起来一场痛快的、带着讽刺的大笑。已经稀稀拉拉站起来准备走的人和还坐在那里安之若泰的人，要么陶醉在压制之下聊天的愉悦中而只听到校长长达一个小时又四十一分钟的讲话中支离破碎的某几句；要么选择无所谓。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听到散会的命令也是无动于衷。
袁杏到底没有忍耐住心中的愤懑和无奈。一旦和我走到一起，嘴里就吐出一句不太文明的话：“狗屁不通！”
我看看袁杏——我懂得她的意思。十几年的朋友，早已有了默契。我和袁杏的思想没能够追赶上时代的步伐，都显得老套落伍，但这也使我们俩之间有了许多共同的看法，我们无话不说。今天的这个会上，校长的讲话中就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的东西。比如校长说到新课程时的用词，似乎我们即将要面对着的不是一个让人为之激动和憧憬的新事物，而是一个外表庞大、实际上虚弱无力的怪物。在以校长为代表的某些新课程的领导者看来，新课程不过是个等待全校师生一起动手来打扮的玩意，打扮的花哨一些，让别人看看就算了。“一切工作还是要以高考为核心。”所以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的地位不可动摇；生物课是高考科目，就必须及早开始上，不要傻乎乎地高二才安排课时，那可就迟了。其余的科目安排，自然还是和过去一样，音乐、美术、体育能够压缩课时就尽量压缩。有些学校（比如深圳中学），各科课时平等，这种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适用的——“我们的情况和人家不一样嘛。”
对于这些论断，我和袁杏无话可说。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话是有问题的，有些地方貌似有道理实则背离了新课程的大方向。但是每到中考，有那么多的初三学生带着自信和希望奔向蓝天中学，而在蓝天中学的校门口也会挤满了焦急的家长，——这一切不就是为了高考吗？所以这些也许背离了新课程大方向的讲话，可能却是最为实际的。终有一天，袁杏的妮妮和我的小雪也会走进这所让我们有颇多微词的学校，接受我们颇多微词的教育方式。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是它不自觉的拥护者。
现在，我们最为厌恶的是无休无止的假期补课，于是特别就这个问题聊了起来。刚巧又有一位同事走过来，三个人可以轮流发言，从不同的角度放肆地表达一番对假期补课的不满。
全校假期补课已经有好几年了。那就是说，过去曾经只有高三年级才会在假期补课；但从七年前开始，高一、高二年级也不论寒暑假全都要参加补课。至于占用了学生和老师这么多的时间，搞得大家疲惫不堪来做这项工作的实效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谁去认真研究过。实际上那是其次又其次、不值得探讨的。谁会说它没有效果呢？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怎么会没有效果呢？别人都在补课，你不补，这不就是明摆着傻吗？——谁会有这样的气魄决定假期不补课？只要周围有学校在假期补课，谁都不敢做这样的实验。
既然是补课，那么补什么呢？提前上下学期的新内容，赶教学进度！这样就可以为高考前的一轮、二轮、三轮复习多留些宝贵的时间。这是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呢？简单地说，就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握所有的知识，但花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时间，要由学校承当起管理它的责任，因为学生不自觉。
学生不自觉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此沉重，压得人无力去思考为什么正当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这些孩子会厌恶学习（我在一个高二教室后面的板报上看到这样一行大字：“度尽黑夜，是朝阳！”每一个字长宽都有四十公分左右。正是人生好年华，却被形容为漫漫黑夜，这是教育的悲哀）。独生子在家里没人管，为什么不放在学校里让老师们像老母鸡看小鸡一样地看着呢？假期的补课费要收三百多元，是有点贵；不过，真要是和自己找老师补课比起来，那可就便宜得多了——这才是教育公平呢。然而，请不要相信这句话。
说起补课这件事，总是有一种让人说不明白的反感在里面，人人讨厌它。可是只要遭遇到每年的高考，它就好像是太上老君葫芦里的灵丹妙药，身心疲惫不堪的人们总是不能不对它寄以厚望，尤其是它的制定者；谁都得忍受它，特别是学生们。那么，拿了补课费的老师们是受益者吗？——有人就是想知道补课费发放的公平吗？同样在假期里一天到晚地工作着，为什么有的人的补课费比别人的高出那么多，别人的收入只是他收入的一个零头？仅仅以课时来衡量教师的工作量是公正的吗？还有，收上来的补课费真的全都发到上课的老师们的手里了吗？有钱是好，但学校不要以为用这几个钱就可以把老师们的时间无节制地占用——假期里的牢骚就像风调雨顺年景里的庄稼，长得更快了。
但人群中总有那么几个例外。在要么将生活看的比工作重要，要么将工作看的比生活重要，或者两者一样重要的人中间，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温不火地将这两个往往被不自觉地对立起来的事物融合了起来。他们的假期就是假期，即便他们一样在补课。对于耳边的抱怨，他们淡然的表情尤其显得超然、出脱。在一片怨声载道当中，他们可以在时间的游戏中潇洒地为自己而活。这是天生的优越，或者是要用历经千锤百炼的打击才能换来的回眸一笑。我太平凡普通，只能羡慕，无法模仿。
所以，我和袁杏都成为了那些令自己不快的总是絮絮抱怨着的人当中的一员——既改变不了事情的发展，也改变不了自己。我知道一切不可能改变而选择沉默；袁杏看到了改变一切的不可能而怨气冲天。
袁杏只要心里想到什么就会马上说出来：“为什么教育部不下命令：全国的中学都不许假期补课！？哪个校长胆敢补课就撤他的职！”
那位与我们同行的同事也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听到袁杏这样一通狠话，便也添油加醋地说道：“是啊，是啊，只要能撤掉一个，就没人敢再补课了。”
但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至少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说说别的吧。
“我听说某某商场在打折。有一件颜色翠生生的衣服，把脸抹白点，咱们也能穿……”我的这句话惹得身边的两个人笑了起来。这绝对是一个能够激发当代妇女最大兴趣的话题，我们很快就约好明天趁着没课的时间一起去逛商场。沈忱决不能理解逛商场也会是一种极好的放松方式。
等到只有我和袁杏两个人并肩而行的时候，我漫不经心地提醒袁杏刚才不该说什么“校长胆敢补课就撤他的职”的话。袁杏笑起来，笑得丹凤眼变得弯弯的，可是嘴角依旧是一种严肃的神气。她回答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王红会把我刚才说的话给领导打小报告。可是只要我说的是实话，没有胡言乱语地编造，我就不怕和谁对质。而且，让校长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也好。他从来不听下面干活的人怎么说。”
我有点哭笑不得。我说：“谁会要你去对质呢？你说起话来，怎么就总像烈士就义一样？”
袁杏笑嘻嘻地说道：“哎呦，真的吗？那我可就太伟大了。可我只敢在私底下跟你说说，我还没有妄自尊大的勇气——别给我扣个那么高尚的帽子。”
“要是这也叫私下里说说，那狮子打喷嚏也可以比作是蚊子哼哼了。王红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最爱挑拨是非，先挑头让别人议论，然后就跑到领导跟前乱倒别人脏水。”
袁杏哼了一声，说：“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可我就是故意要说给她听。让她心里痒痒去吧。”
“哈！人家心里怎么想，你怎么知道呢？也许人家并不会心里痒痒，而是自认为坦坦荡荡地在为领导尽心尽力呢？……既然你讨厌她，为什么还要约她星期天一起逛街？”
“我约的是你呀！什么时候约她了？希望她不要自作多情。”
“你真是——”我并不觉得好气，只是感到有点好笑。真有这样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人！
我的这位朋友属于那种在人生最美好的时代一直都处于懵懵懂懂的女性，糊里糊涂的到了现在，猛然发现已到不惑之年的她面临着需要非常的努力才能保持一点青春尾巴的危机。她从来都没有婀娜苗条、娇小可人过，她是典型的北方人的身材，体格壮实。说的再准确些，她身上蒙古人种的特征非常明显，宽宽扁扁的，远远不符合现在的瘦长潮流；加之她常年保持衣着朴素，沉默寡言，这样一来，她只能对现在流行的青春模式望洋兴叹了。于是，偶尔有几天，她邋里邋遢的，可能连着三天早上起来不洗脸；可是又有几天，她又突然打扮得雍容华贵，香气扑鼻，浑身上下的气度有如唐朝自信的宫廷妇女，令人不禁大吃一惊。可是无论衣着发式怎样装扮，她脸上总有一种奇特的笑容。那样的笑几乎可以说成是谦卑，是悄悄绽开的野菊花；可是那谦卑当中又闪现着骄傲，仿佛一剪寒梅看轻了过眼浮华。
平时袁杏不太爱在人前说话，除非是有什么让她激动难耐的事情，否则只有在和我还有几个知心的闺蜜在一起的时候，她才会变得能言善道眉飞色舞。现在只有我们俩了，袁杏笑容可掬，开始滔滔不绝地阐发了。“是的，是的，我们是和她一起走来着，而且还有欢声笑语洒满一路——可以这样说吧？——但这不代表我就赞同她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可没有在她说话的时候点头或者哈腰，我的面部表情是很严肃的。瞧，我一直这样皱着眉头。不是吗？”一说完，她就扮了个鬼脸给我看。
我故意挑剔：“当然不是，你刚才皱的眉头要比现在的这个难看得多了。”
袁杏那一本正经支撑着的鬼脸撑不住了，化开了，变成了嘴角的一朵笑容。她接着说道，“刚才王红说划得来在补课的时候为我们这些副课争取下午自习的时间，我一听就觉得讨厌。学生已经够辛苦了，还要为了自己的补课费让他们在假期里更辛苦，这是卑鄙的。我不愿意和她搭话，忍着没有和她吵起来就不错了。倒是你，还要白白费口舌和她争论几句，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对于这样的人，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根本没有接她的话茬；只是她真无聊，好像咱们说什么都得要经过她同意似的。”
我忍住笑，说：“是啊，您多有聊啊。您的品格多高尚啊——根本看不上这种热脸什么的——是吧？”
“哎呦，我还有些自知之明；我晓得她只不过是有些想要做做领导的欲望而已。”
“你啊，什么都心知肚明。”
袁杏并不在意我的略带嘲笑的语气。“老朋友了，干嘛这会儿才这样吹捧我？等到旁边有一个两个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再把这样的话大吹特吹，那才叫好呢。”
“你有什么企图吗？恐怕是属于不良范围的。”
“不良？天地良心，我还没有这个资本呐。我只不过被别人误解为无才无能太久了，很想在众人面前露露脸，让大家晓得我袁杏是也干得了大事的。”
“哈！野心可够大的呀。”
“岂敢，一点点而已，刚好够作为跟你说笑话的材料。”
请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朋友，以为她头脑混乱不清导致语言缠夹不清。实际上，袁杏即便算不上是一个智慧聪明的现代女性，她也离人们认为的傻子远着呢。我喜欢我的朋友，就算是她有时候邋邋遢遢、啰里啰嗦，可她的内心自有一片澄净清明的世界令我向往：她的心里没有肮脏的东西。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小区的门口了。要迈进侧门的时候，有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过来正要往外走，于是三个人不由自主地都向旁边让了让。我只顾偏过头去和在身后的袁杏说话，袁杏忽然悄悄地说：“咦，刚才走过去的那个人干嘛要那么看着你？”
“什么？”
我有点莫名其妙，回头张望。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而我又不曾对袁杏说的这件事有多在意，所以张望了一眼之后，我只是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张望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袁杏向我解释说：“我看他一边走一边看你，还以为你们认识；可是你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当然无法给袁杏一个准确的解答。我只是把沈忱在大街上的表现当成笑话说给袁杏听。每每我和沈忱两个一起上街，他总是很讨厌地时不时来上这么一句话：“你看到没有？前面那个女的身材真好！”（对比我的身材不够好），或者就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个女的长得真漂亮。”（对比我的相貌不漂亮）。虽然我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道理，并且沈忱无论是嘴里说到这些还是脑子里想到这些，实际上他都是不会有什么邪念的——在这种事情上他是个真正的君子，绝对可以保持柳下惠的风度。他只是对于美好的事物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本能的亲近而已。可是他总这样挂在嘴上叨叨，就让人不由得会厌烦，于是我慢慢地就会当即反驳他：“这么喜欢，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呢？”沈忱总是笑一笑，就不说什么了。
难道现在在街上居然也会有人注意到我了？我的虚荣心也许小小地满足了一下，仅此而已，一晃而过。因为我向袁杏说起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这个话题放在袁杏的身上是无所谓的，她更愿意和我谈谈对刚才大会上宣布的下学年学校人事安排。袁杏说：“你看某某人这一次当了个教研组长不错吧？我估计后年、不出大后年他就能够当上教研处主任了。”
我知道袁杏说的这个人总是喜气洋洋地跟在领导的后面，大家都知道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会备好礼物去大大小小的领导家拜访。最可笑的是，每次他给领导送礼都要给老婆报账，而他的老婆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每一次当丈夫的在什么时候给领导送了多少东西都让她传了出来。好在这事情虽然在学校的老师当中已是人尽皆知，当事人却好像永远被蒙在鼓里。
我评论说：“他要是肯在自己的专业上和人品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他一定能让备课组的其他人心服口服的。否则就凭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给别的人安排工作？”
“你不要把这太当回事，百合。你不要把备课组长的工作看得这么重。要是我是领导，我说你能够当备课组长，你就能当；甚至如果我是正校长，只要我觉得你看起来顺眼，肯为我办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我说你能够当副校长，你也一定能把这些事情干好。现在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是的，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好好干事情的不如会干事情的；而会干事情的，不一定在干真正该干的事情。被领导认可看好，才是事情做好做对了没有的关键。但是领导的眼光就客观准确吗？他们对手下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明明看见某些课上得不怎么样，也从不在专业方面下功夫的人，只是由于能够做到经常和领导在一起吃吃喝喝、吹吹拍拍，因而在各种场合更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虽然一千多年前唐太宗就已经说过既要人才也要奴才，但是在任何时代，让“奴才”掌握了权力，都会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真希望，我们身上的奴性少一点，再少一点。
因为都要赶时间回家去做饭，我们不得不把话保留一些，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分手的时候，袁杏说：“可惜今年暑假你不能回娘家去；如果没有培训，让梓楠替你上课，你就能回去一趟了。”
梓楠是袁杏的丈夫，在性格上和沈忱像极了，也是一个沉稳内向的人。袁杏和梓楠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夫妻俩在一个单位是有些好处的，比如十几年前许多单位都是分房的时候双职工可以加分（不幸的是轮到袁杏和梓楠苦苦等到的那一年分房，学校规定双职工不得加分）；或者在遇到被安排了不想去的监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人自愿无怨无悔的替换你一下（这样的机会无论是对于袁杏还是梓楠都太珍贵了）。但现在看来同在一个单位弊端更大，比如交往的圈子太小；还比如要是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得罪了某位领导或者同事，那就会等于两个人都要遭殃。袁杏常常取笑说：“我们俩——当然还有你百合——都是‘植物’，梓楠尤其是。我们啊，处于生物圈的底层。”
我和沈忱都是外地人，每年的假期都要奔波在来来回回的路上。家有父母同家有儿女是一样地让人牵挂。尤其是猛一眼看到那两鬓夹杂的白发和变得缓慢僵硬的动作，才明白父母真的是老了，现在真的是聚少离多了，团聚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珍贵了。可是，离家在外的人一年之中能有多少机会回去呢？而这难得的机会又该分到婆家娘家两家的哪一边去呢？
“真正算起来，只有一周的假期，那儿都去不了。”袁杏感慨着，同我道别。分手的时候，袁杏提醒我明天去逛街记得要多带些钱，“咱们也买上一两件好衣服嘛，干嘛这么亏待自己？”
我笑着说最近没有购物的欲望，但很愿意陪她一起逛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