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1 / 1）

台湾学者曾仕强总结出一套中国式管理，名噪一时，他说这种管理有三个核心，在此一一剖析如下:1.修己--洞悉人性，即洞悉人性动态变化，掌控变数，有效沟通，拥有丰沛能耐。修已，实际上就是对内竞底。而为何要洞悉人性呢？由于人性的动态变化，会导致底线的变化，因此，竞底者必须加以洞悉。如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竞底，往往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企业文化的色彩。

第32节：二、竞争的两种模式：竞优和竞底

高明的竞底者常常观察手下的被竞底者，离底线还有多远，以便掌握适当的竞底强度，以免击穿底线。如任正非在运转华为时，就得不断地观察:这块毛巾拧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拧紧一点？或者是否拧得太紧了，该适当地松一点。这就是掌控变数。2.安人--知人善任，即掌握识人读心的领导能力，栽培能干得力的左右手。安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被竞底者安于被竞底的状态，同时栽培左右手，以便更好地控制下层被竞底者，以保持竞底组织的长期稳定运行。中国企业目前安人的较好办法，就是柳传志倡议的入模子，也就是员工比较痛恨的洗脑。3.治世--运筹帷幄，轻松愉快，宁静致远，日理万机而不失策。竞底战略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不失策，也即任正非所说的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而所谓的失策，就是击穿了底线，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从对中国式管理的三个核心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竞底理论的部分运用而已。为何这种中国式管理不能流行于欧美呢？因为他们的主流文化已经升级为竞优，竞底文化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如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后，想让欧洲员工像大陆或台湾员工一样加班(竞底)，最终因员工依法抵制，最后明基不得不认赔8亿多欧元。

第33节：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竞底在中国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说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民族性之一，恐怕一点也不为过。从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现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公而忘私、活着干，死了算、没有任何借口等风靡一时的口号，无一不浸透着竞底的精神。无独有偶，在华为发生众多横死事件后，任正非在公众训话中，对此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充满了痛苦。在讲话中，任正非没有反省，唯有对艰难奋斗的再提倡、再强调。头悬梁，锥刺股压榨的是人的生理资源，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口号中，人上人是没有止境的，苦中苦也是没有限度的，但人生苦短，人们对苦难的承受底线，也不是可以持续地开掘下去的。以提高人们对痛苦、对丑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绝不是提升人的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因为中国人实施的竞底战略，才出现了经济快速腾飞三十年，而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2.9%的奇迹，也才有打工妹18~20年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悲剧。案例:重压下的花朵--中国儿童们的竞底式生存竞底是中国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用心观察，就可以轻易在身边找到竞底的事例。深圳荔园小学是市里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其教学特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平心而论，荔园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是极其负责的，否则，按照竞底特点，他们不可能安稳地在一所好学校里就职。例如某年级八个班的语文课，由甲、乙两位老师负责，学校将按各班的平均成绩、最高最低成绩等一系列基于分数的指标，来考核甲、乙的工作业绩。如此一来，甲、乙老师为了使自己班上的学生在语文成绩上胜过对方，则本能地倾向于加大学生的语文作业。同样，数学和英语老师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他们也会加大自己这门课程的作业，与语文老师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各科老师竞相发力的结果，是可怜的小学生们负担日趋沉重。尽管深圳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孩子们的负担却越来越重:1.首先被剥夺的，是娱乐时间，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童年的快乐自然无足轻重;2.其次被消灭的，是正常生活时间，孩子们不再能轻松地散步，读课外书;3.最后被压缩的，是起码的生理时间--睡眠时间。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健全的人格，而不积极协助执行老师的竞底政策，那学生立刻就面临完不成作业、退步的局面。退步的学生拉低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必然会影响科任老师的政绩，因此科任老师会通过排名次、课堂批评、留校、召家长谈话等一系列措施，将学生纳入竞底的正轨，这些纠正措施显然将对学生的自信心形成重大打击，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家长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真配合老师，不让儿童玩、干家务，尽量集中所有时间在功课上。

第34节：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那么，能否通过转学来改变境遇呢？实际上，所有好学校都和荔园小学的操作模式一样，而口碑差的学校，男生变坏、女生早恋的风险，不是一般家长所愿意承受的，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正如李志强对他手下打工妹的生存状态了如指掌一般，学校对儿童们的压力也心知肚明，但校长照样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采取竞底政策，学校的名次退步了，那么教育局很可能摘掉校长的乌纱帽。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照这样一直追溯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溯到教育部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明智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两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学生带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第35节：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未雨绸缪，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作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作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两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逸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像个男人似的回答我: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许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并不希望走竞底之路，而是想竞优，但由于竞底大环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终不得不竞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案例:联想的竞底抉择和华为相比，联想在中国高科技行业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逊色一些。这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1.联想只是intel、amd的生产装配厂，比华为的技术含量差几个数量级;

第36节：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2.每年所交的利税远远低于华为;3.联想毕竟是中科院的企业，柳传志曾经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可谓是集13亿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办的企业，与华为任正非用两万元白手起家，起点相差了十万八千里;4.柳传志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背景，1996年，香港联想巨额亏损1.9亿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库存，经营已至绝境，最后由中科院出面担保，中国银行解决了一亿资金，联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华为早期遇到这种困境，恐怕十个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没有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