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现在，英国确实已经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的50年的主要发展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可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牺牲。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国际体制与基本的经济现实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五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俄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如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跌宕起伏，却肯定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目前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与战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对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十分感兴趣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盛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