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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不远的富民路,早就不上班了,像他这样等级的大师,少有的国宝,没有退休一说。我有幸结识这么一个半神式人物,自认为是莫大的缘分。
我这才下决心,住定下来,找个工作。有家流行杂志,编辑部正好在沪西,同意雇用我一年,年终看“业绩”,决定合同续不续签。这家杂志只管赚钱,生存起来单纯一些。我从网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间,租金便宜,就搬过去了。
我第二次见刘骥先生是在他家里。相处熟了,才发现刘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虽然行走不便,却是耳聪目明,谈笑风生。他旁边有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着,表情冷漠地听我们说话。我以为是他的孙女,结果是他红颜永驻的夫人。她眼睛始终没有正眼看我,我和她只有几句客套的寒暄。
开始时,我怀疑刘骥先生有意收下我这个文学女弟子,只是风流脾性不改。我心里恼多于喜。日子一长,我也被这个老人开化了,觉得人生难得真性情。
很少听到他谈学问,尽听他谈文坛往事,流言蜚语,而且男女关系上的传闻还特别多。如果我把当时每天回家记的笔记整理出一部分发表,定能让现代文学史教授吓一跳:他们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学大人物,原来做过比今日文学青年更荒唐的事。
《新良友》周刊编辑部是一幢旧洋房,走廊和办公室挂满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面复制品。这家满是图片的仕女杂志虽然对不上我的口味,但也知道全国报摊都把它放在打头。要迫使我自己不会认真起来,在这里混饭吃是最好的。
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说《新良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第一块牌子丹仪,问谁有办法。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都朝我看,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只有我去撞撞大运。
我勉强说,“我只能试试看。”
主编表示,若能采访成,稿酬从优。
主编走后,几个同事说,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
“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
“总应当有五十了吧。据说她母亲是老良友的作者,与张爱玲共过事。”
“这个女人自命张爱玲转世,怎么会向你露真面目?”
实际上我心里暗喜,丹仪就是我师母,刘骥夫人,即便她不给我面子,她也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凭着一种敏感,我几乎能断定她会与我大谈一番。
果然,丹仪约我到外面谈。
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妆化得浓艳,但是皮肤很好。指甲涂了最新的多色莹光。据她说,外祖母是什么解放前一家银行经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层楼的蓝房子。
我们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馆里。她津津乐道身上的衣饰是在哪个欧洲城市买的,什么季节用什么巴黎香水,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去过的欧洲国家感受,这点倒符合我上司给我的采访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们出了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