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1 / 1）
琦善与鸦片战争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by蒋廷黻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
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
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
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
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
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
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of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
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
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along。
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
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
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
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
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
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GeorgeElliot)及义律(CaptainCharles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
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
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
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
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
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
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
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
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
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
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京中国于是屈服。
在此三年半内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
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
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
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
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
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
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
他说:乃闻琦善到澳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
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
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
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
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
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
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
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
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
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
道光二十一年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
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
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
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
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
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
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
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
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
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
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
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
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
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
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
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
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
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
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
王庭芬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
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
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
道光二十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
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
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
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
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
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
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中的情形。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
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
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
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
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
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
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
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
裕谦于十月三月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
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
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
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
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日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
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
南四省之中惟福建无撤兵的报告。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
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
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二十年十二月和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
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
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
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藉资震慑而壮声威。
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
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
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两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
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
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
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
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
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一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
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
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
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
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eregoingoniththeutmost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
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
此役中国虽大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
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
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
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
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
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
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
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
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
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夹道。
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
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
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
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
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
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
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
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
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
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
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
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
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
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
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
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
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l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
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elleslevs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
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
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
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ChineseRepository》日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
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
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
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
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
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
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
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
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
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
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
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
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
道光十一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
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
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
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
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
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者对待。
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
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
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
这一句原文是TodemandfromtheEmperorsatisfactionand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
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
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
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
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
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
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
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kno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
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
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
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
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
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
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也。
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
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惟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
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
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
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
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
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
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
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Complianceiththepleasureofthe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
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
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
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
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
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
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
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
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
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
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
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
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
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
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
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
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
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
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
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
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
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
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
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寯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
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
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
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
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
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
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
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
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
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Staunton)。
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
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
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
()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铜银又将从何取索()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
()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
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
()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
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
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
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
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凯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即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
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
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
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
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
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
()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中、英官吏平等。()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
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
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
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
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
《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
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
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
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
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
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
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
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
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
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