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欧洲人的蚕食（1 / 1）

【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蒋廷黻】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蒋廷黻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形势，主客之形，皆适相 ★，又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 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 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又为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是同治十三年（西历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 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於这一点，我们在下文 里当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 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 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 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历次的修改： 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 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 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 关系与以後的关系根本不相同。 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 谓在乌拉山以南， 喀斯便海以北， 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 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 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 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 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 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 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後， 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 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 自十六世纪到现在， 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溶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麽欧亚 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 就地理说， 这个大发现 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於东南而趋向西北。欧洲最早的文 化及政治中心免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後才是西欧，愈到後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 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 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 我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 其实这不是我民族的正 统。我国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 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後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 盛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 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 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礼是在印度洋沿 岸举行的。 我们可以说， 十六世纪以後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演势所蓄养而成的。 那麽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 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所 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作他们的後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 的东方旅行家——马可孛罗——并末得着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 他的事业， 在当时与欧洲任 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 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 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 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 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 那班在海外掠财夺士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 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 海外去夺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 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能抑遏的潮流。 李鸿 章所谓“数千年来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 葡萄牙大航海家帝亚士 （BarthoolomrDiax）於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後，明弘

治十一年，甘玛（VascodeGama）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 的各海口，甘玛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 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甘玛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 本约值二百四十万法郎；归国後，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 以前，是由亚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 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一五一○年）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 萄牙。 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erque）具有绝大的野心。囊括印度洋及南洋 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亚（Goa）且设总 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减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cca）。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 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於永乐元年（一四 0 三年）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後，历年谨修 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减满剌加就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 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形意实在极了：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 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今还其故土。 论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怜之 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减。」换句谈说，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 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占美洛居（Moluccas））。明史说： 「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 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楝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避邪，故华 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 」 然离事实确亦不远。 美洛居亦名 「香料群岛 （Slslands）， 」 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来欧亚贸易的大宗， 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 葡萄牙在美洛 居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 度。．因为哥伦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 在十六世纪初年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 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 所以马奇伦 （Magellan）虽于一五一二年，正德十六年．发现了菲律宾岛，等到一五六三．年，（嘉靖 四十二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 或美洛居更密切。明史说：「先公闽人以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 长子孙。西班牙人对於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 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南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 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 一年（一五九三年），驱逐过一次。三十一年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老约二万五千 人，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 历三十二年，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妇。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 章都无暇发了。这样的，我民族又爽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 侨的。 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未到南洋之前，华侨是那 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最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府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 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我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 篱下了。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的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 永乐及宣德年间， 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 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 在十六世纪又这样的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十六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 的原故。 比这样原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 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 机，且彼此不相关的。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即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 专利。政府所派的代表到南洋去的，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认得冠冕堂 皇，什麽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公为太监们去招徕？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 以地主阶级或资本阶级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 如要勉强用阶级争斗来解释历史， 我们以为在 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本阶级， 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惟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

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侨民。 实际在政府方面， 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 监们的私利。 这个动机那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 岂不足有霄 壤之别吗？ 三 从满剌加，葡萄牙人更进而到中国东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西 历一五一六年）。此举中国又如何应付呢？当时中国并不守闭关主义。在葡人未来之先，中 国沿海的通商已有相当的发展。暹罗、占城、苏禄、孛泥、爪哇、贞腊、锡兰山、．苏门答 腊、榜格兰等国常有船只往来中国。但同时我们没有所谓国际贸易或通商条约，因为中国的 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後，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廷。”否认有所谓「国际」 者存在，所谓通商，就免进贡，市舶是历贡舶来的。我的朋友张君德昌直称明正德以前通商 为贡舶贸易时期。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 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 羁糜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蕃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 中国国际关系的埋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紧要的是贡有定期，舶有 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人 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作买卖了。此中原因复杂，容待下文讨论。 葡人初次来广州的 是从满剌加坐中国商船来的，贸易未发生困难。第二次，正德十二年，西人的记载说：华人 初见其船只之大及葡人容貌奇异．要拒绝通商；後见其行为和平，巡海水师又得重贿，就许 了葡人在上川岛停船贸易。从第三次起，正德十三年，中葡发生许多冲突。由冲突到妥协经 过四十年，最後的妥协方案就是中国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冲突的发生，第一由于 葡人行为的凶暴。“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持强凌弱诸国”等形容词屡见于当时的 奏章。并且这些形容词不是虚诬的；西人的记载可作参证。其实在十六世纪，欧人到海去夫 的可以作商客，也可以作海盗，当时的道德观念并未明定这两种人的善恶，不独葡萄牙人如 此。至于给事中王希的文所说的：“烹食婴儿，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及庞尚鹏 所认的：「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虽不免历代言官的夸大，亦可表示当时一部份 人的印象，葡人这种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关系，且影响了全盘中西关系，因为时人当然把 葡人当作西人的代表看待， 而他们的行动容易使中国人以看待历代夷狄葡萄牙人大概从满刺 加的华侨及广州沿海的商人探知了中国的贡舶贸易制度， 所以他们初次到中国的时候， 亦藉 口进贡。但是进贡须朝廷许可，得列以藩封以后始可执行。葡萄牙之灭满剌加免她得进贡的 资格的大障碍。正德十五年年底，御史丘道隆曾说过：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 并之，反陷我有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 朝贡。倘执迷不悟，必檄告诸藩．馨罪致讨。」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刺加 的原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 於世宗扇嗣位之初 （一五二一年） 惨败而归； ， 其舌人亚三伏法． 正 使（Thomepires）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经 过几次的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新会草湾，二十六年漳州及二十八年诏安等 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利害。“御史何鳖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前岁驾大 舶突入广东新会城， 炮声殷地。 一西草湾之役， 中国得了几尊火炮． 海道副使汪鈜送至北京： 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一于是「佛郎机」又成了 别炮的别名了。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的仗。又是得胜了的，他们乃继续前来。明史说： 「吏兹土者（在广东作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利诱。利有好几 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嘉靖八年左右．．“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 利．祖宗朝诸藩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此年用兵．库藏耗 竭，藉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又征发即措办不前，、若藩船流通， 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利四。”林富 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 人所能想像者。 因此地方官吏。 在林富以前 （及以後） “甚有利其宝货． ， 佯禁而阴许之者”。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入交易．只要交易 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作买卖必定要作。久而久之．统治 阶级亦无可如何； 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 十六世纪早已 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入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 君子。 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 其实君子反自然， 商民顺自然。 我国士大夫对“商” 没有正确观念， 所以我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 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 后用了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 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试夺而守 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采嗜金银甚。若厚 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日：“善”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 回福建去运动。高采不但甘愿．反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魄 馈来， 即许贡市。 酋许与之， 盟已就矣。 ”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 或因不敢违旨开禁． 不 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 有 同类 记录。 这时 英商企 图在 华通商 ，苦无 门可 入。 东印度 公司日 本的 经理 柯克司 （） 于是联络长崎华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一六二二年《天启元年）一月， 柯克司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 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 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 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 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一一千两 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 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後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 法不外采用西洋枪炮及雇府西洋的军人。 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 反 雇用汉奸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现在我们应能了解十六世纪中西 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究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 这种基本的越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最初明令特许 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 年） 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与上官， ， 移舶口于濠镜”， 由葡人民“岁输课二万金”。 “濠镜” 就是澳门的别的记载。 西籍则晚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 嘉靖十四年中国还只许 葡人在澳门停船： “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 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领甓核楝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 甍，栉比相望。久之逐专所据。”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 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句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 究安诘，制御委施”； “且移居澳门， 则“彼日所需或仰给我， 一怀异志， 我则制其死命”。 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 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我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 “驭夷”秘诀。 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生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 为守口 严密起见，万历二年，（一五七四年）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 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 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并未抗议。这样，中国保 存了“天朝”的尊严， 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作了他们的好买卖。 这个妥协方案 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 又适合于下层的是实际欲望。 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四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 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原故在。葡人在澳们虽受中国种种 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

之手始能到欧洲。 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 果亚总督给葡人 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值价多到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的 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帝国政策最注重的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 其周内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经过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一五八 O 年（万历八年），其本国又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 敌。葡属殖民地一部份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 年．她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皇在分派 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 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年。 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 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 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可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 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 后，就于天启二一年（一六二二年）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 毁城远徙即许互市。 番人从之。 天启三年， 果毁其城移舟去。 巡抚商周诈以遵论逮徙上闻。 …… 已而互市不成，番入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 遂弃澎湖而专意经营台湾。 彼时台湾虽未入中国版图，国人在那里垦荒的已经不少。嘉靖 末年，海盗林道曾据其地。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和郑芝龙也在此地住过。崇祯中年，芝龙降 於福建巡抚沈犹龙，并受了明朝官职。适福建大旱，芝龙就提倡移民于台湾。“鸿荒甫避， 士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荷兰人不过在安平、鸡笼、淡 水建立货栈和保垒。“荷兰专治市航，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明亡。芝龙降，于满 清，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一带的地方与清对抗。顺治十七年《二六六 0 年）成功进攻南京 失败以后，遂率领部队去占台湾，也可以说去收复祖业。荷兰人死抗，但在爪哇的公司接济 不上，台湾遂于顺治十八年完全变为中国人的土地。从此荷兰人与郑氏为仇而偏袒满清，想 趁机得与中国通商。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施琅夺取厦门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派船 来协助。康熙帝还赏了“荷兰王”缎匹银两。从此公司得在厦门通商。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 以武力协助满清消灭明朝余党，藉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 “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论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 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 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勘可悯。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 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 朕德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只承宠命。」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 能脱贡舶色彩。 在十七世纪的前半， 荷兰虽曾称雄海上， 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 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 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英国东印度 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 荷兰在澳门失败了， 英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 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侨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人 在南洋或日本从华侨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人的批评。 一六三五 年，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国体 派了威得尔上尉（CaptainJohneddell）率领四大船二小船来华；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 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 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 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 威氏竭力反攻。 交战仅半小时， 台上兵丁尽逃了。 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 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 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 这种火攻之法 也没有发生效力。成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 个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

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成氏作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 生革命。革命以後，东印度公司于一六四年（康熙三年）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 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的诉苦，说「鞑靼」人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 这般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同去。与中国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设 法。一六七 O 年，公司居然与“国姓爷”郑经定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 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济设分栈。除供给军火 外，尚派人教练郑氏总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 并又年年缩小。 到了康熙二十年 （一六八一年） 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二十二年， 郑克塽发投降。台湾也入了清朝的版图。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 英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满清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 世纪， 英荷海权膨涨的时候， 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 在明末清初的时俟． 英荷两国． 路 同为通商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 局，在东南方面，进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未清初的传教 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内 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 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 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是清—— 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 朝廷所以用他们， 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 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 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 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 究未在 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 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五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 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俄国人于一五七九年（万历七年）越乌拉山而进侵西比利亚。此后勇 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一六三八年（崇祯十年），其先锋队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 海滨建设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亚洲北部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 欧洲俄罗斯远大一倍。 中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和交涉，我已撰有专文（最近三百年东北 外患史，原载清华学报，中央日报社近有影印本）讨论此事。这里我仅须指出有关於中国国 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後，中 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 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 由南而北， 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 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 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 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 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上空前绝后的。根据康熙二十 八年（一八六九年）的尼布楚条的，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 现今俄属阿穆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内领土。 尼布楚条约的东北是大东北， 因其总面积几达到 八十万方英里， 比现在的东北大一倍有余， 也可称为全东北， 因其东北南部到海． 都有海口， 其他有外兴安岭的自然界线——在交通上及国防上，那时的东北是完全的。 我们在十七世 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比利亚的交通极 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内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 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照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 则不为过甚。 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 事前． 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的训令， 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 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 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的，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的。彼时三藩之乱已 经平定， 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 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 万邦来庭”的态度呢？ 若说满人在那时尚未完全接受汉人的传统，所以能平等待外人。那么在顺治年间，满人的汉

化程度更低，应该更能以平尊待人。 顺治年间给荷兰人的 「敕论」，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引过： 其态度的高傲也．就够了。并且顺治十三年，俄国特使背喀甫（Baikoft）到北京的时候， 因“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 之还。”十七年，俄国使者又因“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在顺治年间，俄国已有意兴 与中国和平交涉，无奈这些体制问题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态度诚难解释，但此态度展 外交顺利的一个成因，这是毫无问题的。 尼布楚条的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朝廷态度的 特别。这一条：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 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平等对待及 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份。 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 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胜思。 六 康熙 二十二年（二六八三年），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自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 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笼江一带的中俄问题，又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 以先在军事时期， 清廷会禁人民下海， 甚至强迫沿海居民迁居内地， 以免他们接济“叛逆”。 康熙二十三年， 圣祖下明诏开海禁。 这个论旨虽仅许了国人下海， 并没有明文的许外人进口， 但是事实上无论那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者．中国一视同仁。所以在十七 世纪末年及十八世纪来中国通商的，如奥国（双鹰国）、普鲁斯）（单鹰国）、丹麦（黄旗 国）、美国（花旗国）、比利时、法兰西均没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纪及英荷在十七世纪初 年所遇著的困难。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 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 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 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府兼。按法律，中国的旧海关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 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 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 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恩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民实沾惠泽，乃朕 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後的协定税则还要 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开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列本榜，竖立关口街市， 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 设立，或书写小字悬於辟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 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一、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 柜听本商亲自填簿， 输银投柜验明放行。 共有不令商亲填者， 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 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 但离高尚道德甚远，又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 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 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的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的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 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 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 还多。 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 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 到康熙末年， 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 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邀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的当 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 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 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菜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 二钱） 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 ， 反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 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 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 即所谓“皇商”、 “总督商”“将军商”、 “巡抚商”等等。 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固操纵市场呢？远忿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

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 O 四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 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 有特殊的权利商人， 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 强迫外人交易。 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 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 熙十五年以后。 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 因为广州市面较大， 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 绝对不肯放手。 所以乾隆二十年， 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 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起（一七五六 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的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年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又限 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 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 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绩过于麻烦，所以常 把细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 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 这 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 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 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 反要拒保外人安份 守已。换言之，管理外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 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反严了。． 这些禁令的繁琐简直 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像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 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 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须有“通事”随行。“外夷”不得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 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文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 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 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的开导那班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 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人开盘据之渐；（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 约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 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 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 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 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 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 公司的政策由股 样。 七 幸而在十八世纪与中国的通商的最重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东决定， 股东的目的在红利。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买卖既大赚钱， 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 又幸而在十八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 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 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 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的希望。一七 八八年 （乾隆五十三年） 英国外部遂采纳这个办法。 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 使团也就拆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 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伯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 帝的时候，必须三跪九叩礼，逐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 绝好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 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作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 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人也是礼义之邦，又是世界大帝国之一。外交部给马嘎尔尼 （LordMacar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 中英的平等， 不卑不亢， 但不可拘泥形式。 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 第一， 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 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限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 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

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未年 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作另一回事看待。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 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摺送到 北 京 。 这 信 原 文 第 一 句 是 ： TheHonorablethePresidentandChairmanoftheHonorabletheCourtofDirectorsunderhoseo rdersandauthoritytheCommerceofGreatBritainiscarriedoniththeChineseNationatCant ontotheHighandmightyLordtheTsontockorViceroyoftheProvincesofQuantongandKuangsiR reeting.译文变为： “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TheseareithourheartycommendationstoacquiantyouthatourmostGraciousSovereignHisM ostExcellentMajestyGeorgetheThirdKingofGreatBritain,fa meextendstoallpartsoftheorldhavingheardthatithadbeenexpectedhissubjectssettled atCantonintheChineseEmpireshouldhavesentaDeputationtotheCourtofPekininordertoco ngratulateTheEmperoronhisenteringintotheEightiethyearofhisage,andthatsuchDeputa tionhadnotbeenimmediatelydispatchedHisMajestyexpressedgreatdispleasuretheeat. 译文变为：．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 旬万寿， 未能遣使进京叩祝， 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 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 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 而当时内官吏之所以禁 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份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 稽。．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 堂及长芦盐政徵瑞如何招待，．．「……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 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 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 节则极重视。他教徵瑞预为布置：“……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 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 来祝瑕，自应遵天朝法度。 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 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么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 寿纳骁之诚，反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弓礼大臣亦不容也。 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 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微瑞的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 叩首的礼， 但他有一个条件， 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 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 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内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 揆和坤。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於乾 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官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 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 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论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 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 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 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的或和平 ． 的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 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後则反是。． 由现代中国人 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 奇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 他的如徽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对 他感情甚好的大使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於天津，再会於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

他游万树园，以後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会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 甚相得。 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 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坤 与他见面好几次。 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 有相当的好感， 尤其是松筠和长龄。 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 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 有许多中国人看见过。 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为十八 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 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的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 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大英帝国的精 力都集中於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起事，夏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八年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 聚众八九万人， 船三百多只。 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 官吏如何虚报胜仗， 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 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见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 南情形的改良。 喜庆二十一年，罗尔美都（LordAmherst)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 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 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八 到了 道光年间，中西部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 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於中国市场者更少。到 了拿破仑战争以後，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 著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 人看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 的战争， 大英帝国是毫无问题的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国。 英人往年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 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 为维持及发展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的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 以前，欧人到海外传教全是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 全世界的神授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於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至二十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 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 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後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 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现在这般商人尚惟恐天下无事。在道光 十二三年的时候，外商已自动的，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 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看他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沿海官吏就无可 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著一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东 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 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 它的取消纪是时 潮的表现，取消以後，新来的商人多而又杂。他们对於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 觉得还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後，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 公司作的，耍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後买卖是商人作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 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 常川驻华。混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那时， 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不平等等。我们知道， 在乾隆未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 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 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逝，这问题

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 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 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 源源的从欧洲， 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 西商所苦的是找不著可以销售的进口货。 在嘉庆年间， 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片进口的尚 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 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 中国在遗光六年初次有入超。 从此白银起始出 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中国通史论文选辑、江苏、山东， 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看他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 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 遇著一个这样的犯禁的船， 也无法对付。 道 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 的取消纪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後，新来的商人多而又杂。他们对於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 也无了解。 只觉得还种制度之无理。 同时， 公司取消以後， 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以前买卖是公司作的，耍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後买卖是商人作的，交涉及 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 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 混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 代。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不平等等。 我们知道，在乾隆未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 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 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 逝，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 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 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 历十七及十八世纪， 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 因之白银源源的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著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 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 片进口的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 九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遗光六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 银起始出口： 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 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 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 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 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年战胜法国以後，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著手整理印度 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共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 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 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 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 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 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於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 徙。他不但要禁姻，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的， 宣宗的禁烟是出於至诚的， 下了决心的。 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 虽有生杀之权， 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 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 则因烟瘾妨害平民职业， 三则因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 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 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 知识一部份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份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 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

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大多，且钱 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 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 张这个办法： 「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莺粟。内产既盛，食 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 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 监课书院教官吴兰 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 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 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惟一可能的办法。 在道光十六年他作 太常寺少卿的时侯，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 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 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 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销了。 十八年，黄爵滋奏请 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烟禁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 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曲罪宜大於吸食者。惟独湖广总 督林则俸完全赞成。宣宗於是决定吸食舆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 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眼烟。 九 林文忠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春天到广州。 广东的 中外烟商对於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亳不在乎。 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 样。初到任时，排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愈排的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 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那 里，就作到那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 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 这样， 他为什麽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 他为什麽不 分好坏把外商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 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 只有几个人从 来没有作过鸦片买卖。他为什麽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sElliot)）也封锁起来呢？ 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田为他不 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的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 但口说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於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 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以後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 其赔偿。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 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行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皇帝批论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 国，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津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 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 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文忠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後不再鸦片买卖．如 作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 具甘结，也不同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後再作处置。林文忠则以为义律 与烟商狼狙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在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 英就兵火相见了。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 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教战争（ar），只称报复（Reprisat)。文 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 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於军备的努力亦言过 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的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按了 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 海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二十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 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人怕他的军备！ 英

国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 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 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 交涉更应近北京， 不然， 不能收速效。 所以占了珠山以後， 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 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後，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於是 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 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 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横暴。 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 官司办： 英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 那麽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 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 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撞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 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派琦善去查办。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 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 择是中国外交惟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 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於是主和者的琦善也与英人决裂了。军事失 败，以後就订穿鼻条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後，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 主战。 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颐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江 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於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救难立功。不料二十一年夏季， 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也 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於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 大败了，时人的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 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 某人出场，以後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 无疑的，中．国队员的自然队长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 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十 负责办理战事善後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 善的衣钵，而香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於他们所订 的中英南京条的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我们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 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如方法。这样一来，禁等於不禁，因为 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英国战争的 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 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 然， 我们不可就结论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压迫我们的工具。 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 们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 不反对协定关税， 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的订在条的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 并且耆英所 接收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 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因为他们想 不到中国人要到外国去； 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 至於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 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 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後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 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於双方乐意的。 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 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 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 点。 最奇怪的，英人认南京条的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中规定中英官吏可以 平等往来。 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後， 中国以两广总督 （最初是广州将军） 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 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 死了。继任的是蓄英。鸦片战争以後的通商制度几全成於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

们注意： 「……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 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 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口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 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又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 以妇女出见。……奴才於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服躇不安，而彼乃深为荣 幸。 此实西洋各国风俗， 不能律以中国之礼。 傥骤加诃斥， 无从破其愚蒙， 适以启其猜嫌： …… 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人交际。这没有什麽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 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後，时论乃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济。鸦片战争以後，广东人特别仇恨外人，而外人的 气焰自然亦比战前亦高，於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 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人入城，好像城内 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 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人则劝其不著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英人太不能忍 了，於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後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 一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战」。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後，官运尚好：「管 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宣宗的不信任 他了， 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十一 虽然这解释也有困难。 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 「惟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晦徇迁就，有失民 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糜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 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文忠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 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 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文忠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後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 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於此。 徐广缙继任一 年以後，耆英二年後入城的条的到期，英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於是联络地方绅 士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 戟之人， 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 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 」 英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 未免小题大做。於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 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 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後，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 潘士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 「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 此意。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抛抚夷派的罪状。成丰朝的对外态度於此毕露了。 这 时适有太平天国朗革命，满清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驭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在广东 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 中国修改通商条约。 三国代羡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 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 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後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 约。 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 而急於修约的英国亦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 後再议，於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著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於通商地点太 少，其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 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人气 焰之高，根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於此时给外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广西 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欲得教皇的欢 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人 起了冲突。於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各琛不和不战，终为英人所掳。八年，联军由大沽口

进据天津。 清廷恐京师受扰， 於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 第 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 行； 这样遍地都有外夷， 简直防不胜防了。 至於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 时人倒觉得值不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人必直 通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後，北 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 「挽回」 已失权利。 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纷必致引起战祸， 於是有所谓 「内 定办法」：中国以後完全不收关税，外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 夷既惟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均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 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 外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 那又怎样？桂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一．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 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 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於八年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 人再据天津。中国愿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人不能武装进京。外人见了大 沽不能通行， 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 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 一战的结果， 外人大失败。 於是英法要复大法之仇。 咸丰十年，我们的外交一误於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 为惟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设於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至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 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十二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 西比利亚以後，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一百六十余年。到 了十九世纪中年，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 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入最初假造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 布置好了，然後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 地割归俄国。九年，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後，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 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的。把乌苏里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园。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 国得了海参威，可以角逐於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三十万英里的土地：对 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十三 咸丰十 年的大挫折终於唤醒了一部份的中园人。 在八年九年， 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昕是顽固派之最 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 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 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的所能敌。 同 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人订了的以後，他们果然还的退出北京。於是奕诉与文祥 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材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 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 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 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 而反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 之策是步步发展的。 最初不过练洋枪队； 继则买制器之器， 以图自己制枪造船； 终而设学校， 派留学生， 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 等到光绪年间， 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 修铁路， 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 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 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於治标方面，奕诉及文祥创立一 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 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 但是十九世纪的後 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 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於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 天淘汰弱者之责。 所谓近代曲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 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内侵略 ——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 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十四 自强失败以後，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

这是甲午以後，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中略）。 无疑地；经过这三十余年的革命，我 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的，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须利器。现在的问 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 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 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後对这个大变局的应 付的成败。 （录自「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四日北平出版。亦见中 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一册一、民国四十五年八月正中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