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计划生育、公粮和提留款（1 / 1）

真理，总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行。

——甘地

那些有月光的晚上，大人小孩都在村子的中央玩耍。在那些没有电的岁月，俭省节约的老乡因为想少点一些煤油灯，就只好选择在吃过晚饭后到村中心聚会的方式打发时光。有一句顺口溜，说的就是那时的情景：麦秸垛，秫秸团，大人小孩出来玩。

小女孩们在玩“杀羊羔”。——就是书上所谓的“老鹰捉小鸡”。有时玩的激烈一些，也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玩“老鼠钻十二洞”的游戏。我们作为男孩子，一般不参与这样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晚上分队打架又容易出差错、出事故，所以有时候就静静的站在旁边，看这些女孩子像疯子一样的玩耍。

白天，女孩子们在放学之后，要么在家里跟着母亲学习洗衣做饭，要么到田间拔草放羊，村子里又重新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又可以疯跑着打群架了。

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那些杨柳青青的春天，槐花飘香，麦浪滚滚，路边的野草也不动声色的开出旺盛的小花。这时好像榆钱也已经成熟，我们爬上树，撸下来，大把大把的塞进嘴里，香甜的滋味让我们无比的陶醉。吃饱之后，我们继续笑着跳着追赶着大汗淋漓的打架。

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像那些野生的动物，像那些路边的野花，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贫寒，可是我们也知道怎么快乐的生存下去，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毫无怨言。或许几千年来，除了那些战争年代，至少我们这里，人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远远的村口，走来了一群人。

我们无忧无虑的笑容顿时僵化在了脸上。

虽然只是小孩子，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人非常厉害；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可是我们也知道，母亲的愁容一定和他们的到来有关。

我们停止了玩耍，无趣的散开，我们不说话，像老鼠一样静静的溜走，匆匆忙忙的跑回家，告诉我们的父母：当官的来了！

其实那群人只有十来个，风度沉稳，面色凝重。他们一个个倒背着手，缓缓的走进了村子里。他们没有枪，没有刀，可是令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从骨子里恐惧。

带路的，是我们的村干部，老蔫同志。

我发现，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穿绿军装的女青年。

她高高的个头，壮实的身材，胖胖的面庞，留着齐耳短发。

仔细一看，我认识。她是邻村候营的刘劝云，两年前作为全乡唯一的女兵，当兵去了，看来现在刚刚转业回来。

我听人说过，劝云十八九岁的时候，因为个头高，好多人都来说媒。但是她和父母都没有发现家庭条件比较合适的又能够在个头上配得上她的男孩子，后来就一拖再拖，拖到了二十二岁。于是她父母就找找门路，隐瞒了两岁的年龄，让她当兵去了。指望着能够留在部队里。可是，现在，她还是回来了，跟着这些乡里干部们走街串巷，搞什么“综合治理”。显然她父母的愿望已经落空了。

他们的任务，基本上只有三件事：催收工粮，催收提留款，抓计划生育。

从张美庄向东向南，都是密密麻麻的村庄，也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地方。

在东南方向不到五公里的杨楼，有一次，他们去催收杨爱国家拖欠的三百元提留款。来到杨家院子里一看，堂屋的大门紧锁着，杨爱国带着老婆孩子躲到外村去了。一气之下，乡长吕香便下令砸门，准备到屋子里去挖麦穴子（麦囤）里的小麦。杨爱国十九岁的弟弟杨爱党慌忙过来拦在门前，不让砸。

一个棒子队的青年一把抓住杨爱党，把他推到了一边。

杨爱党跑到墙边拿了一把铁锹就又跑回来了，拿着铁锹，怒容满面的站在门前。

吕乡长走上前去，让杨爱党闪开。

杨爱党装腔作势的把铁锹挥舞来挥舞去，坚持拦着这些人。

这时，劝云走上前去，一把夺过了铁锹，回手就朝杨爱党的头上“啪”的拍了一下。

杨爱党顿时倒在了地上，浑身抽搐，头上流出了汩汩的血，过了一会儿就死了。

我知道，综合治理委员会之所以让复员军人刘劝云加入到组织中来，是害怕在抓计划生育的过程中，遇到了难缠的妇女，男人不好动手，只好拜托这身强力壮的女军人，可是，劝云她工作起来非常积极，她很想表现自己，借此为自己找到分配正式工作的成绩。尽管我当时还那么小，可是上天给我的悟性，让我看得非常准确。

后来还有一件事，发生在离我们村向东不到四里的王营子集。有一个叫王安国的年轻人，有了四个闺女，还是没有儿子。结果一家人都在外地流浪。在某年的年底，因为太过于眷恋故乡，偷偷的带着一家人回来了。想着已经到年底了，大家都在忙着过年，没有人再来管他家的事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夜里，外面响起大篷车嗒塔塔的声音，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人还是来了。之所以趁着夜间抓人，就是怕他王安国再逃跑。工作积极的劝云也来了。一群人打开门，来到院子里，来到屋子里，到处寻找，却没有发现王安国的身影。后来细心的劝云到门后面一看，发现门后面堆着一个人，正是王安国。一提起来，他却又堆在了地上，原来他已经被吓死了。

我知道，我们的人民需要治理，可是我不忍心听到妇女和儿童的哭声。现在，如果王安国的妻子和他的四个女儿还活着，我希望她们能够过得更好，不要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怨恨。因为大家都同样没有办法，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此而已。

民间流传的最经典的案例还不是发生在我们这儿，它发生在商水。商水人说话，“四”和“是”不分，有一个叫傻英的女孩，刚刚十七岁，因为有点弱智，拖着两条鼻涕，吃得很胖，虎背熊腰的，像个妇女。有一天在赶集回来的路上，傻英突然遇到了计划生育小分队的大篷车。几个人跳下车，问她是谁，问她是不是怀孕了。傻英吓得脸色通红，赶紧说：“俺四（是）个闺女，俺四（是）个闺女！”小分队一听，这还了得？四个闺女了还不动手术？于是不由分说，给拉到医院里“结扎”了，让傻英绝育了。

那时候，哪像现在，哪有什么国家赔偿？错了就错了，怪你自己，谁让你自己吐字不清楚！明白了吗，哪怕只是一个傻子，学习普通话也该是多么的重要！

那时候，鸡蛋八分钱一个，小麦两毛五一斤，外出打工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为我们的人民交不起那两个提留款或计划生育罚款而感到不可思议。我告诉你，就我们村来说，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根本就上不起小学，因为父母甚至根本就交不起那一学期四块半钱的学费！

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思绪像一团乱麻，我知道写到纸上也只是一篇杂乱无章的草稿，我在心底默默的劝导自己：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那时候因为人们都闲着没事，乡间的小偷也特别多。路边的杨树也根本不能长成，在夜里就被人给莫名其妙的折断了。我知道，年轻人的怒火都找不到地方发泄。为了防备小偷，家家户户养狗。可是小偷也有很高的智商，他会为了偷走你家的一只鸡而不惜把一条狗给下药毒死。

我常常看到我家的狗吃了药，大白天垂头丧气的站在墙角浑身打颤郁郁寡欢，过了一会儿身子就摇摇晃晃的几乎就要跌倒。母亲只好花三毛钱，让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它打上一针，然后在前面院子里挖一个小坑把狗埋在里面，只露出一个狗头。就这样，只好听天由命了，狗如果中毒太深就只好死了。

第二天清晨，发现狗的眼睛还在转动，它还没有死，就把它刨出来，喂它一些食物。这样，到了下午，狗又能活蹦乱跳了。

还有鸡，鸡吃了药时，站在墙角低着头不说话，不吃食物也不再叫唤。母亲就把它抓住，用剪子把它的肚子剖开，把鸡嗉子（可能是鸡的胃）找出来，然后再剖开，把里面它吃的东西翻出来，然后用水冲洗干净，再用针缝合，然后再把鸡的肚子缝合，就扔到一边不再管它了。

记住，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鸡和狗的生命力同样是那样的顽强，鸡在忍住疼痛沉默了一天之后，第二天就继续辛苦的跑到院子外面找食吃去了。

很多时候，母亲都忘了给动过手术的鸡把线拆掉。我不知道在下雨天时，那些鸡会不会像中过子弹的士兵，因为破碎的弹片留在了身体里无法取出来，所以一到阴雨天就隐隐的疼痛。

那时候，因为无法忍受家里的小麦被搬走顶账，好多妇女也选择了喝药自杀。村民们手忙脚乱的用架子车把那些妇女拉到乡医院，医生根本不需要问喝了多少农药，就立即把一根管子插到喉咙里，开始洗胃、灌肠。到后来都洗出经验来了，医生中培养出了好多专治服毒自杀的高手。

我感到，我们农民的生命和那些鸡和狗一样，不值钱，没有人在乎，就这样悲伤而顽强的在世上生存了几千年。虽然有时候也很乐观，但那盲目的快乐是黑夜里的闪电，无论被人吹捧得多么耀眼，最终都无法照亮整个黑夜。

你瞧那些鸡，又在院子里执著的走来走去了，有时候刨了一天的土也找不到一个虫子，偶尔找到一个就高兴得咯咯嘎嘎的笑起来。这时我甚至很羡慕它们，甚至觉得人有时还真是鸡狗不如，因为鸡和狗们至少没有这样那样的负担，没有小孩需要上学、娶亲、盖房子、结婚，不需要负担整整十四年的计划生育罚款，不需要操心公粮和提留款的事！至少它们可以没有负担的生存，至少它们还有找到一点食物就可以立即吃掉的自由。

长大以后，我甚至意识到，哪怕是美国的鸡和狗，也并不比它们更快乐，虽然美国人用昂贵的方式来饲养他们的宠物，但宠物们未必更快乐，只有人才能在和别人的对比中感到一点点的快乐。

关于杨爱党被劝云一锹打死的事，我还有没有说完的话。

因为害怕杨家人报复，乡里只好给劝云配了一把手枪。我不知道乡里什么时候会再把那把手枪收回去，总而言之，我只会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民间的女军人——有一把抢这件事——感到恐惧。因为我曾经亲眼看到过我一个四年级的同学，平时打架非常优秀，却因为骂了一句派出所的所长，被还没有远走的所长听到了，掏出枪来指了指，我那同学就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想，劝云她那么大了，早该结婚了却没有结婚，她一定会很着急，她的着急一定没有地方发泄，她拿了那把枪，一定会发泄她的着急。这就是我那时幼稚的推理。我但愿我的推理只是一个伟大的错误，那样我才更放心。因为，我真的曾经看到过，有一年收过玉米之后，有一天雨过天晴，好几个年轻人拿着猎枪在田野里打兔子，我突然看到，劝云也在那里，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拿着一杆长长的猎枪，正在那里一心一意的寻找兔子。

好在过了几年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在十年前吧，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提留款猛然一下子加高到每人每年将近三百元之后，国家突然不再让收提留款了，改成了每年每亩地收六十块钱的农业税。老乡们都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正当大家都害怕政策会不会反复的时候，国家突然又下了一道命令，连那六十块钱也免了！你们的土地，和那些犁子铁锹一样，它只是一种生产工具，没听说有向铁锹征收农业税的。我猜想我们的领导人，肯定是在出访外国的过程中，谈起我们减免的农业税，一定遭到了外国领导人的嘲笑，因为整个地球上，二百多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还在收农业税，中国怎么能够跻身于这些超级落后国家的行列？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回来之后，全免了。

但在我们老农民看来，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定生存的坏境，不再像电影中那样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不再饱受战乱之苦，我们交公粮和提留款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给全免了，我们是不是在占国家的便宜？我们老农民，人老几辈子，都是宁可自己吃亏，可不习惯占人家的便宜！

可是后来，国家开始对农业补贴——不仅不再向我们收钱，每年还发给我们一些钱！

大学毕业的那年，一九九七年，我又回到了家乡。没事时就到常楼集上转悠。我又看到了劝云，她已经脱下了军装，变得像一个女人了，更准确的说像一个普通的母亲了。我知道，她已经结了婚，和当年苦苦追求她的一个棒子队的小青年结了婚，有了一个小女儿。她已经很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她变得像那些没有在军队混过的普通妇女一样，和别人打招呼，和别人一起说笑。可是，我看到了她眼角里的悲哀，看到了她被时代抛弃的绝望。我为她感到难过。如果有一天，偶尔和杨爱党的家人相逢，我不知道她该怎么面对杨家人的目光，她会不会躲开？

你知道吗？虽然那时的我们，活得像鸡和狗那样，虽然活得像没有人在乎的动物，可是动物中也有聪明的种类。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老鼠是我们所熟悉的动物中最聪明的。成年老鼠的智商，相当于八岁小孩的智商。因为长期靠近人类生存，老鼠们已经听懂了部分人类的语言。当你高喊“逮老鼠！逮老鼠！”的时候，它就已经知道要抓它了。当你买来一大包老鼠药，在屋子里说“我要药死很多老鼠”的时候，它就已经知道你在算计它了。要不了两个小时，全村的老鼠都知道了，你放在柜子上面的那包东西有毒，绝对不能吃。所以你休想彻底的治服老鼠。

我从小就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讨厌我家的老鼠时，挖空心思逮到一个，我都不会去杀掉它，我只会在精神上折磨它。我把它的四只脚拴住，在窗外的墙上钉四根钉子，把它绑在墙上晒太阳。我知道老鼠怕光，就这样用太阳光来刺激它，却不让它死去，算着它饿的时候，就解下来喂它东西吃，然后再绑到墙上。就这样晒了三天之后，我把它给放了，让它回到老鼠的王国报信。结果我发现，我家的老鼠全部吓跑了，至少一年不敢再来我家。

鸡的祖先是鸟，鸟类中最聪明的是黑老鸹，就是书上所说的乌鸦。原来我一直认为，《乌鸦喝水》的故事只是一个童话，可是有一天，我小学四年级暑假将要结束的那一天，我母亲走亲戚回来，给了我三个核桃，我正要在院子里砸开吃，突然一只老鸹从天上飞过来，把核桃刁走了一个。我追到村外的官路上一天，天哪，正好有一辆大卡车开过来，老鸹竟然飞到卡车的前面，非常准确的把核桃放在了早就存在的车辙里。卡车开过去之后，就把核桃碾碎了，老鸹就吃成里面的核桃仁了。

这些事情，使我更加不相信，人类是由猴子变成的。

我觉得，我就是动物中的老鼠，鸟类中的老鸹。要不然，我怎么能够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成为我们这三不管地区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尽管我在上小学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高中，上初中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大学，但由于父母的放任自由和大力支持，我还是一路过关斩将、一帆风顺的考上了。

到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学竟然这么好，原来还可以像大学里这样轻松快乐的学习。就像刘邦说的那样：吾今日始知天子之贵也！那言外之意，原来根本不知道当皇帝的感觉竟然这么好，要不然早在二十多岁时就造反起义了。

不是吗？

你看那些路边的野草，无论你怎样踩、无论你拔掉多少叶子，它们都照样顽强的生长，顽强的开出美丽的小花，虽然不太香但是在春天的阳光下照样快乐的迎风招展。并且，幽谷中百合的清香也未必输于温室中牡丹的香气，所以我一直相信，那些在山谷中生长的孩子，整天围着大山奔跑，比刘翔跑得快的人一定会有很多。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在亿万名观众面前展示自己“草上飞”的技术而已！

正是：

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饭是米煮？

请看座上佛，亦不过识得田自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