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失落的家园（1 / 1）

老家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她的名字也不错，叫张美庄。当年刘伯承将军挺进中原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名字还特意的跑来看一看呢。至今村北还有“刘伯承将军驻马之处”的石碑存在。可惜直到今天，我们的张美庄，她，还是没有能够“美”起来。这好比《暴风骤雨》里的贫农李毛驴，因为毛驴被地主牵走了，他只是落得个徒有虚名。

有一年的年底，张毛山从郑州扛大铣（指装垃圾的民工）回来，发现粮食已经被四个正能吃能喝的儿子吃光了；于是二话不说，半夜起来，带着仅剩的二百元钱，拉起架子车狂走三十余里赶到了淮州北关买面。此时天已大亮，正是大年三十，人山人海。等毛山装好面，一摸装钱的口袋，傻了，钱不见了。顿时，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引来了一圈人围着观看。正哭得伤心，一个穿着入时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叔，你是不是把钱放错地方了？你再翻翻看嘛！”毛山估计也哭傻了，神差鬼使地又摸了摸口袋，嗬，奇怪了，钱又在里面了。顿时破涕为笑。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三百多人的小村庄度过的。村前有大水塘，村后有小河流。小时候水里面鱼虾很多，一到夏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曾经见过一只金黄色的青蛙，在阳光下，她有一种令我眩目的美。我发誓任何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因为在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相信她一定来自天外的世界。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电视里，我都没有能够再见到她。我是那样的想念她，所以她又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中，飘飘渺渺，宛若空灵，令我一梦醒来心痛不已。

再回到老家，发现水塘与河流均已接近干涸。别说鱼虾，连水草都找不到了。

我低着头，心碎的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河边，那些五颜六色或者说是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也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白色的同伴，飞来飞去，仿佛在唱着凄凉的挽歌，仿佛在祭奠这个死于非命的自然。

我的长生天啊，为什么要这样报应啊！

印象中，从小到大都是收公粮和提留款的村镇干部们在村里串来串去的。一千多年残留下来的契丹人的后裔统治了我的家乡——整个白杨镇。时间长了，人们忘记了他们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走在前面的是书记耶律马香，紧跟着的是镇长耶律吕香，中间是武装部长耶律拍道里和派出所所长耶律呆依里，最后是汉奸村支书连木兰兰里。他们允许自家人生两个，大汉民族只能生一个。看到阿狗阿猫都有自由生育的权利，张毛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只是太过火了，一下子生了四个儿子，结果弄得四十多岁头发就已经全白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国家干部来到了我的五叔家。三言两语之后，他们就动手去扒我五叔家的小麦。当时只有我五婶在家，五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要被带走却无可奈何；于是就哭了，哭着喊着跑向村前的大水塘去投水自杀。被大家七手八脚的救上来之后，耶律马香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训斥道：“少来这套，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一群人把小麦装上有专人拉的架子车怒气冲冲的走了。

计划生育小分队更厉害，牵牲口，拉家具，扒房子，打村民。瞧瞧这些所谓的国家干部们吧，我们的老乡，勤劳而淳朴，他们不是国家农民了吗？他们不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了吗？夫何至于此？夫何至于无所不用其极也，使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镇政府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欲望。耶律马香在春节过后的第一场会上训斥道：“今后谁也不能再凶酒了，谁再凶让他到派出所凶去！一年到底，各大饭店都有我们的欠条，弄得整个镇政府像十八个大闺女推磨——一圈子都是窟窿！”有个老干部悄悄提醒他，那个字不念“凶”，念“酗”，马香一语不发，脸色异常难看。

如今，偶尔回到老家，看到小学学校的墙外，当年刷的那些标语依然存在：宁可少吃两个菜，不能苦了下一代。看到这些，马香当年的训话真是言犹在耳。我只有，冷笑，无语，狂晕。

后来，大水塘里的水渐渐少了起来，投水自杀已经不能使这些干部们略微的吃惊了。女人们就改成了喝农药。听说白杨镇医院抢救喝农药的特别拿手，这都是喝药的太多了，都积累出经验来了。

八十年代，我父亲是最早走出张美庄去城里当民工的第一人。因为城乡二元分治，我父亲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七百多元钱的误工费，这样才能买到自由。即使这样，我父亲依然坚持离开；因为他看到，全村人的小麦打下来卖掉，也不够买辆小轿车的。要想过好一点点的日子，除了去城市打工，别无他方。直到今天，我终于给我们中原地区开出了一个能够迅速崛起致富的良方，那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可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二00八年奥运会办完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九五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二个大学生。

看到我家这样的成就，村里人仿佛也明白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始大规模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事到如今，整个村庄剩下的不到五十个人了，并且大都低于十六岁或高于六十岁。有时我就不禁替老家担心，这万一有七八个匪徒冲进我们村抢粮食，不很快就把全村给占领了吗？

但是我不能回去。尽管在老家很悠闲很自在，但衣食的匮乏还是令我不愿回去。想起在大学时，我和淮州县城优秀青年的代表李春华玩的很好。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那种身在县城的优越意识。两年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看了几百部影碟。有时我们在街上转悠，他喜欢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乡下也叫做红薯的东西。他老是花一块半钱买两块，为的是要给我一块。不要吧，难为他一番好心意；接受吧，我真的真的不想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只是不知道，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能够残留在记忆里的，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本来物质匮乏，加上我妈妈又不善做饭，于是有些年头的冬天，早晨、中午、晚上，熬的、蒸的、烤的，顿顿都是红薯。结果造成的那个反胃，这一辈子不吃红薯我都不稀罕。

九七年毕业以后，我这张美庄第一个大学生的日子依然并不快乐。那时我还在白杨高中，月工资二百九十元。这些钱并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材，虽说有点黑，但稍一打扮基本上也算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了吧；所以毕业的第一年第二年也分别谈了两个媳妇。但均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反对。理由，不外乎把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改一改，也就是，张阳阳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经历过两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我就灰心了，本着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原则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叫李金莎，在白杨一中教书。别担心我以这样的开场白提到我的妻子，李金莎上学时最头疼最厌倦的就是语文，所以她从来不看我的小说。

看到了吗?这就是真实的农村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少年时卖冰棍的情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冰棍批发着是五分钱一根，我零卖时卖一毛。我每次批发四十根，满打满算可以赚两块钱。有时卖完再折回去一趟，就只敢批发二十根；因为怕卖不出去，隔夜就全化了，那我的损失就大了。我瘦小的身子骑着一辆大自行车，车子破得一路上哗啦哗啦的响。由于我的父母都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所以我那盛冰棍的箱子看上去比别人的笨重而且难看，并且有时候生意不好，卖得不及时，融化掉的冰棍也比别人的要快要多。于是我看到那些化得还剩一半的冰棍，估计肯定是卖不出去了，我就赶快拿出来全部吃掉，这样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给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

有一天，在炎热的午后我遇到了两个穿得很干净整洁的年轻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寂静的黄土大道上潇洒的叫住了我，让我给他们拿两个冰棍。只见他们都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拿着冰棍，很悠然自得的吃起来。看到他们快吃完了，还没有掏钱的意思，我不禁大声的问道：“钱呢？钱呢？”只见他们相视着笑了笑，一句话也不说，骑着车子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高大的背影，看看空无一人的大路，我不敢骂他们，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显然害怕他们听见了再回来，我肯定会挨打。

在我少年的商业活动中，这是我唯一遇到的两个恶人。

还有，我老是不能忘记，上高中时，由于我父亲常年在外，有时家里钱接不上了，我母亲就毫不犹豫的拉起架车，装上小麦，我妹妹在后面推着，一起到集上卖掉为我筹措生活费的情景。所以多年以后，我开始讨厌山本照了，因为山本照在他后来的电视剧和小品里，歪曲了农民的形象。在他那里，农民要么蠢不可及，连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什么叫暴发户？那就是，素质低下，没有文凭，却赚了很多钱。

如果你见了山本照，你不妨告诉他：农民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农民都不笨，但生活很辛苦。你虽然来自黑土地，但显然早已脱离了你所在的阶级队伍。只有我，我，我张阳阳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披了一道教师的外衣。

其实，为了谋生，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我们的电视剧，却往往想把一切都趋向于大众化。

比如民国十五年，白杨镇的东门和西门唱起了对台大戏。结果东门的败了下来。东门饰演秦香莲的姑娘叫李挪（其实应该写作“娜”，但我想让大家明白读音），她急了，突然把上衣全部脱了下来，暴露着一对白花花的*唱了起来。顿时，西门的观众呼啦一下全涌了过来。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直到今天，我们那儿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赵家（本地赵楼的戏最好）戏，罗家（本地罗庄的花枪耍的最好，自诩为罗成之后）枪，不胜（意为比不上）挪的光脊梁。

看来孙中山那些解放妇女思想的教育还是蛮有效果的。

时隔六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颖河故事》的电视剧，那里面有个吹唢呐的姑娘，因为赛不过男人了，急得把上衣脱了。但她穿着一个红肚兜，实际上只相当于露出两只玉臂。很显然这样的方式没有丝毫的震撼力。

这就是所谓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看到了吗？它只是一只丑陋而笨拙的乌鸦，而真实的世界却是一只金凤凰。

很多时候，我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事情，做了，不如不做。就像文学要去改编现实生活，不如不去改编。比如在我刚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淮州县人民政府斥资数百万发动人民建的“万亩韭菜园”工程刚刚失败。几百万打了水漂，农民的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像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这一观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老子的“有用不如无用”的学说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你看看，上天什么话也不说，四时照样运行，万物生长不息；上天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我们作为天地间的一粒尘埃，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更不要说去做了。

所以很多个安静下来的夜晚，我都被两种思想折磨着。那就是：既想出名，又想隐居。最后我终于想通了，我应该先想办法出名，至少能够保障我过一种简单的日子，然后再隐居起来，做一个循山隐修士。去哀牢山，中阿山，那阿山。这些上古的山名今天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但山，还在那里，无言的等待着我。

从小到大，我总是常常做两种梦。一种，是梦见自己在攀援一个很陡峭的悬崖，或者是又窄又陡的楼梯。有时候山崖或楼梯甚至是笔直的。而我，必须爬上去。

这样的梦常常令我醒来后有想哭的感觉。

还有一种梦，就是梦见自己凭空的飞了起来。飞啊飞啊飞啊，飞过平原，飞向大海。而这回，是飞向茫茫的沙漠。你瞧，遍地黄沙轻轻飞过，辽远的天地间背着手走来了一个人。等他走近了，看着他那刚毅的面孔，我想起来了，他是彭久木。我见过他的照片。他在一九八0年带着科考队来到了沙漠腹地罗布泊。他一个人去寻找水，却被罗布泊的流沙埋没了。他曾经在炙热的流沙中同大自然顽强的抗争过，但还是一点点、一步步的往下落。直到地下王国的洞天石门轰然中开，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清平祥和的世界：惠风和畅，鸟语花香。街道上绿树成荫、店铺林立。男人显得富足而优雅，女人一个个美丽而清纯。

老彭被带到了楼兰的公主如哥那里。如哥的背后站着两个女子，一个叫步非烟，一个叫王娇鸾。她们的名字都曾在世俗的小说中出现过。我不知道如哥会不会把其中的一个嫁作彭久木的妻子。这时如哥的侍卫于德克大声的说道：“远方来的客人，跪下！”

老彭笑道：“远方来的客人？你知道有多远？千年后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下跪的礼节了。”

那些宽厚的楼兰人并没有再逼迫他，而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留了下来；他留下来防风固沙，延缓了那个古老王国的灭亡。

而现在，我们竟然在这真假难辨的梦中见面了。

我说：“彭久木老师，是你吗？”

彭久木说：“没有你，谁还会想起我？”

我说：“彭老师，回去吧，文化大革命都不会再发生了。”

彭久木摇了摇头。

我说：“我们要活得轻松点，不要再对过去的伤害耿耿于怀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现在农业税都已经全免了，还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了呢！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跟我回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吧！”

彭久木笑了笑，突然又消失了。

唤不回老彭我心里好难过。心情郁闷的时候就让我唱歌吧，长歌当哭，歌以咏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我高声的唱道：

公社领导使着硬，驻队干部起着哄；

大队支书下命令，小队会计掂着秤；

自治民警跑的兴，见了粮食只管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