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 / 1)
当时张钦礼的帮派势力还很猖獗,他来了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个小花圈,要他早死早滚蛋。那时他真是“四面楚歌”。许昌地区的禹县那边,有人对他还有气,仍然在轰他;县里的张钦礼帮派势力,在赶他;地委有个支持张钦礼的领导,在压他。他说:“如果不是省委态度坚决,在关键时刻段君毅同志还在全省干部大会亲自表态支持我,我在兰考一天也站不住脚。”
他还说到:1958年他在禹县工作时,胡耀邦同志去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过批评。过了整整20年,1978年8月他去北京开会,很想能再见到耀邦同志,就写了封信去向耀邦同志提出请求。信发出后,他又很后悔,总觉得耀邦同志不会再记得他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耀邦同志秘书电话,让他立即赶去。他去了后,耀邦同志还留他吃了饭,对他说:“1958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我当时批评你,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你要注意啊!”他从这件事情体会到:只要自己愿意改,能够改,党决不会嫌弃犯过错误的干部。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又说:“现在河南犯错误的干部很多。我就是想当个专亮自己老底的战斗队员,用我自己的教训,去帮助别人挺起腰杆来!”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见到刁文同志的第二天下午,我请刘应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座谈县委领导作风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宣传部长、县委机关干部、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一共八九个人。大家都说:刁文同志从来不护短,来到兰考后,大会小会都讲自己有错误,对谁都讲;他还把自己向省委、地委写的检讨书,也拿出来给县委常委们看,让大家引为教训。每年麦罢秋罢,他都要分别召开一次犯错误干部座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他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且现身说法教育他们: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党仍然会信任他们。
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同志,还讲了不少刁文同志的感人事迹,说他处处踩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走:来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就冒着大风雪,领着全部县委常委,拉了五辆架子车,往返好几十里,到红庙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煤,送粮食;1978年,县里的花生差不多已经绝了种,他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开了30多亩荒地,一季就收了5000斤花生,一斤也没留下,全部交给国家做了花生种;两年多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5个公社的140多个大队,下去就和社员一起劳动,和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好生产;他不光对庄稼活里的犁、耙、扬、播样样在行,下去帮助社员干活时就能拾起来,还不怕脏和累,帮助社员拉大粪车;城关公社有个社员栗石头和他一起拉了半天粪,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刁文,感动地说:“旧社会的县太爷都是坐八抬大轿的,没想到县委书记还和我一道拉大粪车”;离县城两华里有个孤零零两间房子的福利院,住着几个五保户和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十年没人管,他上任后就亲自赶了去,问寒问暖,连锅盖都掀开看看,感动得几位老人直淌眼泪;他还和焦裕禄一样,主持县委常委会议,重申了过去的一项决定:不准看白戏、看白电影,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等等。
这样的事例,那天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说了不少,我不能一一列举。到会的同志还一起排了排建国以来曾在兰考工作过的13任县委第一把手的情况。他们回忆着、对比着、争论著,最后得出一致结论:这13任书记中,连同焦裕禄、刁文在内,共有5任算得上是好书记。前4任书记,有的为兰考累死了,有的被坏人轰走了,现在就剩下刁文。他们说:兰考面貌的改变,很可能在刁文这一任上实现,因为他赶上了个好时代。
当他们在进行回忆、对比、争论的时候,我的思想不禁又张开了翅膀。我想到临来之前,那位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话,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回去向他询问刁文同志的情况了,因为这里许多同志的评论,可能更具有权威性。我也开始懂得:河南省委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干部到兰考来,并且在他遇到困难时坚决支持他。自然,我也不免激愤地想到:1958年后那位要用刁文做他自己以及更高一级领导的替罪羊的省委负责人,假如他的主张在当时被付诸实行,那么,今天这位被兰考干部和群众公认为是又一个好书记的刁文,早已饮恨黄泉了!
铁托同志有句名言:“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这位伟大战士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一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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