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分房大战（1 / 1）
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
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以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
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
孙燕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
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孙燕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
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孙燕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
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孙燕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
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
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只要它公平对待我就行。
时间不长，那个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诉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孙燕，她马上说：“问他是大户小户？小户不要！”
后来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中户，一室一厅。孙燕又说：“中户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长，要个大户，争取一步到位。”
我说算了，我们科长连小户都分不到呢。孙燕又说：“那你去找那个人，要个好楼层，一楼六楼不要，一楼太脏，六楼太高，夏暖冬凉，水压不足，还会漏雨。”
我说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去找那个人，即那个向我通报消息的同事，他确实是分房小组的成员，但他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没有什么实权，能通通风报报信就不错了，何必去为难人家呢？……
几天后，有个同事告诉我，有一天他看见孙燕独自一人去了厂长室，听说她找了厂长，谈房子的事，要求分给我们三或四楼，她还提到了那个副市长，言下之意她和他比较熟，经常见面等等。
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位同事的话。按我的了解，孙燕不会做这么大胆的事。回来后我问她，她也矢口否认。不过孙燕说，她请她那位年轻的领导向厂长打听过的，我们的房子好像在三楼。
接着孙燕又很后悔地说：我忘了让他打听一下，具体是哪一幢楼，因为１号楼靠马路，很吵的，３号楼最好了。
我说谁不想要３号楼？谁不想要三楼四楼？不能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一个人吧？……
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不觉就争吵起来，竟忘了在我们那个草棚里，你轻轻放个屁隔壁邻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
自从传出我们要分新房的风声后，周围邻居就开始疏远我们了。
只有一个叫于海的老太好一些。为了证明她并不嫉妒我们，于海还经常偷偷跑来向我们通报消息。
于海是个离婚十多年的单身老妈，年纪才四十多岁，只不过看上去老得很厉害、像个老太罢了。当年离婚时，儿子判给了男方，现在儿子长大了，二十多岁了，他和老爸合不来，自愿住到老妈这儿来了，一个草棚子里，不知他们是怎么住的。再说，儿子也到了谈对象结婚的年龄，房子自然就成了燃眉之急。于海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
于海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她有个嫂子在省供销社当官儿，能搞到平价钢材，厂长曾跟于海许愿，假如她能为厂里搞到三十吨平价钢材，就可以作为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分到一小套新房。于海说，这两年她为厂里一共搞了三十三吨，可前几天她去找厂长问新房子的事，厂长的口气又变了，说房子少不了她的，这次赶不上还有下次，等等。
我们听了，都为于海打抱不平。可我们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假如我是厂长，我一定会……我想，至少我会做到说话算数吧？……再一想，也许正是我们把她的那套房子挤掉了……
于是我们面对于海，都低着头不敢看她，除了发出几声叹息以外，基本上一言不发……
我们以为于海会提出要求，让我们帮帮她的忙，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次副市长帮我们说了话，于海她不会不知道的……但幸好没有，于海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于海说，我们分房子是应该的。她还说，吴华（另一个邻居）背后去捣我们是不应该的。吴华得知我们要分一套中户，很不服气，他找到厂长，说他工龄比我们长，又是双职工，为什么连小套也分不到？厂长说，钟山是知识分子，还是业余作家，他应该分个大套，他还差一个写作的书房，可惜我们厂里目前条件还不够好，云云。
厂长的话让我们很感动，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厂长说的，但它在于海老太的嘴里说出来，就让我们够感动的了。
后来，厂长的这番话被更广泛的流传开来，终于传到了吴华老婆的耳朵里，吴华老婆一气之下和吴华离了婚。
当然这话说的并不准确，作为邻居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吴华老婆早就想和吴华离婚了，只不过为房子的事悬在那儿，假如吴华分不到新房子，那么这婚就离定了。
于海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邻居杨剑恨死我们了。杨剑有个舅舅是县经委的副主任，曾为分房的事出过面，据说原来的分房名单上有杨剑的名字，后来就没有了。于是杨剑认定是我们挤了他的房子。对此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们不想挤了任何人的房子。我们希望所有的邻居、同事、朋友都住上新房子。我们希望厂里所有的人都住上新房子。我们希望天下所有的穷人富人都住上他们称心如意的房子。
回想当年的那场分房之战，许多事情都让人大吃一惊，很多“老实人”都原形毕露了。比如我们的宣传科长，四十好几的人了，平时挺庄严、挺马列的，但那次为了能分到新房，不惜在厂长室胡闹，躺在地上打滚，惹得全厂人都在背后当笑话谈了半年。行政科长还编了个顺口溜说：
“宣传科长，台上马列主义直讲，要分房子找厂长，咣通往地上一躺，眼泪鼻涕直淌……”
这个顺口溜虽然编得不太高明，但通俗、易懂、有趣，所以它的普及程度很广，厂里近两千名职工，没有人不会讲的。
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工人，为了分房，在胸口挂了只大牌子站在厂门口的围墙上，向大马路上的行人示众、演讲，牌子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大字：“厂长：要房子？还是要我的尸体？”……
还有个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中年女职工，实在没辙了，冲进厂长室抱住厂长，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脱裤子了，告你强奸我！……
还有的人天天扬言要学梁山好汉，去抢房子，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却没有实施。
……
当年在麻县，我就亲自采访过一个抢房的流血事件，写过一篇二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空间争夺战》。我一直认为这不算什么，因为比这更离奇、更残酷、规模更大的抢房事件肯定还有很多，但由于它发生在小小的麻县，就发生在你的身边，给你的感觉又不一般了。
概括地说，事件的来由是这样的：麻县邮电局的老局长培养了新局长，老局长离休后，新局长却不给老局长分房子，老局长一气之下，仗着自己是红军老干部，是“国宝”，决定去抢新局长的那套新房子，新局长也就不怕人家骂他忘恩负义了，决定大打出手，硬是用武力夺回了自己失守的阵地。
我们说它是一场“战争”并不过份，因为它有着“战争”的初步规模和特定形式，如侦察，如抢占，如围困，如攻打，如格斗……令人拍案称奇，又令人啼笑皆非。
实际上，争房之战已经演变成了“权力空间”的争夺和亮相，人们看到，整个社会被轻而易举地扯进了这张难解的网结之中……
说到“房屋战争”，我不禁联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段遭遇。
那是1982年，我到麻县工作不久。当时孙燕还没有调到麻县去，她还在江城的一家针织厂上班，住在江城文工团小院的一间宿舍里。这年江城要盖青年宫、少年宫大楼，地址选中了文工团小院，所有的住户要拆迁到郊区的李家大山。虽然地点不好，但平房换楼房，大家也都乐意。
让人意外的是，拆迁名单里却没有孙燕的名字。眼看左邻右舍都搬走了，小院里就剩下了孙燕一个人。妻子哭哭啼啼地打电报（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把我从麻县叫回来。我回来一看，原来的小院都推平了，左邻右舍的房子被拆得尘土飞扬，就剩下孙燕那间宿舍孤伶伶的、灰头灰脑地竖在废墟上，呈摇摇欲坠状。
我连忙去找文工团、文化局的领导，问怎么回事，领导回答说那间宿舍原来是分给孙燕的父亲的，她父亲调走后，他女儿就没有居住权了。我问：假如不拆迁呢？你们也赶她出来吗？领导回答说，不拆迁那就算了。对这个逻辑我深感奇怪。我又问：那现在你让她住哪里去呢？领导说，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妻子那间房子还顽强地竖在瓦砾堆里，它的周围挖了深深的墙脚沟，它没有电，也没有水。我们无法住在里面，我们只能每天来看它一眼，我们在等待它倒下，就像等待一个绝症病人的死亡。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倒下，是因为屋里还有我们的一些旧家具，虽然不值什么钱，但那是私人财产──我们放风给领导说，只要私人财产受到侵犯，我们就起诉他。
当时团市委的一个女书记到处找我们，后来在我母亲家把我们找到了，她说起话来夸夸其谈，像在台上做报告，她说：你们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将来你们也会有下一代，你们要顾全大局，你们要为江城市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们着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你们不搬家，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就是影响了祖国的未来……我笑了起来，我说书记同志你搞错了，我们不是不想搬家，而是没处搬家，你给个地方，我连夜就搬！……
这位女书记当时二十五、六岁，正是朝气蓬勃、前途无量、感觉良好的时候，这位女强人后来一直没有结婚，可能是没找到比她更强的男人吧。当然这是后话了，与房子无关，不提也罢。
僵持到最后，还是文化局领导出面做工作，答应“借”给我们一个地方搬家，即让我们和一个姓钱的电工合住一套。
那套是一室半一厅，我们就借住在朝北约８平米的半室里，厅呀、厨房厕所什么的，都给姓钱的占满了。我们在半室里要么看书、写作，要么打牌解闷，要么就拥在一起睡觉，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就拿着饭盒到附近的钢铁厂去吃食堂，日子过得倒也快快乐乐，自由自在。
姓钱的那两口子倒是经常吵架，还打，开始大概怕我们听见，不好意思大吵大骂，后来可能憋不住了，也可能他们不把我们当外人了，打起架来，从卧室打到客厅，从客厅打到厨房，再打到厕所，还经常打到我们半室里来，要我们给他们评理。
记得有一次是为这么件事儿，小钱老婆要小钱到Ａ摊买馄饨，小钱嫌Ａ摊远，就在Ｂ摊买了，回来却汇报说是在Ａ摊买的，小钱老婆一数馄饨的数目不对，只有15个，而Ａ摊应是16个，于是就判定小钱骗了她，小钱发誓没有骗她，半路上他尝了一个，所以只剩下15个了，小钱老婆不信，要拉小钱去Ａ摊对证，小钱不肯去，两人就只好打了起来……
小钱老婆是一家医院的护士，经常值晚班，这样一来，平时这套房子里就剩下小钱和孙燕了，小钱老婆对此特别不放心，经常找楂和小钱吵，还经常半夜三更回来“捉奸”，指桑骂槐的，孙燕哪里受得了？于是她只好丢了江城，弃了房子，“逃”到苏北麻县去了。
小钱夫妇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完全占有了那套房子。不过听说，他们还是经常吵，小钱老婆把小钱赶到了那半室里睡，搞起了内部分居。两个人都扬言要离婚，但直到现在，据说还没有离掉。